东北地区地处中国东北部，冬季漫长严寒，夏季短暂却湿热分明。这样的气候条件，直接影响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与口味偏好。“老肥熟”这三个字，背后是黑土地饮食文化中最直观的味觉印记——浓厚、油腻、熟烂、香醇。
高寒环境促使东北人追求高热量饮食。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，人体需要更多能量维持体温，油脂和蛋白质成为首选。猪肉、羊肉、牛肉等动物脂肪摄入量较大，炖、煮、烩等长时间烹饪方式能够使肉类中的脂肪充分融化，汤汁浓郁，口感肥美。典型的东北菜如猪肉炖粉条、酸菜白肉锅，讲究“肥而不腻、熟而不柴”，正是这种气候适应性的体现。
东北物产丰富，尤其盛产大豆、玉米、土豆等淀粉类作物，以及品质优良的畜产品。大豆制成的酱油、大酱成为调味主力，它们咸香厚重，能有效提升菜肴的风味层次。大酱炖一切、酱油腌万物的烹调习惯，进一步强化了菜肴的咸鲜基调。而腌制食品如酸菜、咸菜的大量使用，不仅是为了应对漫长春冬蔬菜短缺，也逐渐演变为一种风味传统。
再者，东北人习惯于“一锅出”的烹饪方式。铁锅炖、乱炖等菜式将所有食材——肉、菜、豆制品、粉条等置于一锅久煮，使味道互相渗透，形成复合而浓厚的口感。这种粗犷却高效的烹饪手段，既节省燃料，又适合大家庭围坐共食，逐渐塑造出东北菜“味重香浓”的整体风格。
东北地区历史上地广人稀，农业与渔猎并存，饮食结构中肉食占比一直较高。无论是满族的传统狩猎饮食，还是汉族的农耕荤素搭配，都倾向于“大口吃肉、大碗喝汤”的豪爽吃法。“老肥熟”不仅是一种味觉体验，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外化——踏实、实在、不玩虚的。
地理气候决定了东北人需要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饮食结构，而丰富的物产和独特的烹饪方式则进一步放大了“口味重”的风格。这一切并非偶然，而是自然与人文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除了自然条件的塑造，东北菜“老肥熟”的风格还深受历史与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。从闯关东的移民潮，到满、汉、朝鲜、蒙古等多民族聚居，每一次人口流动与文化碰撞，都在东北的饮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
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，大量山东、河北人“闯关东”北上谋生，他们将老家的烹饪习惯带入东北。山东菜讲究“咸鲜”、擅长炖煮，河北人喜好面食与腌菜，这些风味与东北本地食材结合，进一步强化了“肥、咸、熟”的特点。例如，东北人爱吃的锅包肉，虽源自哈尔滨的俄式风味，但经过本地化改造，酱汁更浓稠、口味更厚重，符合东北人喜咸嗜酱的偏好。
民族融合也是关键因素。满族人传统的白肉血肠、火锅，朝鲜族的辣白菜、冷面，蒙古族的手把肉、奶茶——这些饮食文化在交融中彼此借鉴，却又统一于“实在”“管饱”的东北饮食哲学中。尤其是满族的饮食文化，对东北菜影响深远。祭祀用的“八大碗”、年节中的炖肉与血肠，都强调肉料的肥美和口感的醇厚，奠定了“无肉不欢、无酱不香”的基调。
另一方面，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，工人群体的饮食需求也推动了“口味重”风格的固化。大锅饭、食堂文化盛行时期，菜肴需要兼顾批量制作与耐储存的需求，多油、多盐、多酱油的调味方式能够有效延长风味留存时间，也更适合体力劳动者补充盐分与能量。久而久之，这种“重口味”成为一代人的记忆，进而延续至今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东北人性格中的直爽与热情，也反映在饮食文化中。“吃肉就得香，喝酒就得爽”——餐桌上大块吃肉、大杯喝酒的氛围，促使菜肴调味更浓烈、更“下饭”，也更适合多人共享。请客吃饭时的一大盘炖菜、一盆酸菜粉条，无不体现着待客的诚意与豪迈。
可以说，东北菜的“老肥熟”不是单调的咸或油腻，而是一种复杂的历史、地理与人文混合物。它蕴藏着抗寒生存的智慧，记录着移民奋斗的足迹，承载着多民族的口味融合，也彰显着东北人朴实热烈的性格。在今天，即便生活条件已大幅改善，这种味道依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，持续传递着一方风土的温度与厚度。